抗联的照片

　　这张照片是金日成和警卫队员们的合影，1937年秋拍摄于临江县五道沟密营。看到抗联战士的照片，很多读者会猜想，当时抗联环境那么艰苦，生存都十分艰难，这些照片是怎样拍出来的?抗联部队又是从哪里搞到的照相机呢?我市抗联研究领域专家贾永洋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　　“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抗联研究者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线索逐渐集中到抗联第二军，集中到金日成的部队。在读了金日成的《与世纪同行》后，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。”贾永洋说。

　　金日成1936年7月之前为东北抗联第二军三师师长，之后东北抗联一军、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，金日成为二军六师师长。1938年11月之后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。金日成在《与世纪同行》中回忆说，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时，头一次拍照的地方，好像就是长白县的地阳溪台地。在军民联欢大会即将结束时，很多同志建议要拍照，以纪念三个部队会师。恰好，四师(崔贤部)有一部照相机，于是，便把各部队的机枪都拿来，摆在一起，人们就站在机枪后面拍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中，大家好像得奖似的高兴。可是，年纪小的队员们拍了一张合影后还不满足，还想照张单人照，又想跟全班一起照张集体照，也有的想跟另一支队久别重逢的好朋友合影留念。有些警卫员还因为不能单独跟首长照相急得团团转，但是那位冷酷的摄影师背起照相机就跑了。其实，这也不能怪他，因为要求照相的人太多，而胶片却很少，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。那天回到住处，我跟几位指挥员说，年纪小的队员们为了照相，老跟着四师的摄影师帮忙，我看我们也该有个照相机了。

　　这话可谓“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”吧!1937年夏，我们到临江县六道沟密营驻扎时，长白地下工作者池泰环到密营来汇报工作。他说他带来了一部照相机，跟四师的一模一样，是六寸版三条腿的照相机，还带来一个壮年摄影师。

　　缴获照相机背后的故事非常传奇……池泰环得到游击队需要照相机的指示后，就跟长白县十九道沟区长李勋说了，李勋又跟救国委员会商量。有一天，得到一个情报，敌人为了发放居民证，准备给居民照相，把一部照相机带到了二十道沟警察分署。若是能设法把照相机弄出来，既保证了游击队的需要，又打乱了敌人的居民证登记计划，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这时刚好接到警察通知，说让十九道沟的居民都到二十道沟警察分署照相。池泰环和李勋等地下组织经过仔细商量、周密安排，想出一条妙计。

　　第二天，李勋去了二十道沟警察分署，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跟署长说，这个区长干不了了，那些目不识丁的村民说啥也不肯来二十道沟照相，当地的财主们也说，你把十九道沟的上百号人都拉到二十道沟去照相，谁来收割庄稼?不秋收去照相，吃啥?吃照片吗?警察署长一听，也没办法。为难了一阵之后，对李勋说:“你是区长，怎么办还得你想办法。”李勋说，能不能去十九道沟照相?十九道沟李宗述家有大院套，很宽敞，干净利落，两下兼顾，既方便了照相，又不耽误秋收。警察署长一听，是个好办法。他巴不得借个由头，下乡去大吃大喝一顿!于是，警察署长就带着几个警察和照相机来到了十九道沟。

　　李宗述见警察署长带人驾到，马上大摆宴席，加上村民前来照相，李家大院立即热闹起来。吃饭时门外本来有站岗放哨的，可是过了一会，见没啥事，哨兵也进院吃饭了。李勋有意把警察们灌得酩酊大醉，一个个站立不稳。正在这时，地下组织配合附近的游击队员进了院子，高喊:“土匪来啦!前后山都是土匪!”署长踉踉跄跄去掏枪，李勋忙劝道:“那么多胡子，这几个警察顶得住吗?还是保命要紧!”于是他们扶着署长和几个警察到后院柴堆草垛藏了起来，就听外面吵吵嚷嚷，一片大乱。有抢夺照相机的，有给群众训话的，闹腾了好一阵子才扬长而去。事后，日伪报纸这样写道:“于小葡萄沟召集一百名居民照相，1时30分左右，出现了看来是金日成部队的一伙带手枪的人，他们对摄影师说，‘照相的目的是什么?你是靠照相过日子的，你要是帮助我们，就放你回去，只把照相机交给我们吧。然后，他们抢走了照相机和一打底片’。”

　　贾永洋说，看完这段描述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，抗联部队的照相机和照片，主要来源于两支部队，一个是抗联二军四师，另一个是抗联二军六师。并且，两部照相机都是六寸版，三条腿的立式照相机，即木匣木架，上面蒙块黑红两色布罩那种照相馆里使用的照相机，并非手持式便携式袖珍照相机。当年的抗联干部，也有喜欢写日记、整理图片的，他们的文档藏在密营的一处山洞里，后来密营遭到敌人破坏，文档也都被敌人烧毁了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抗联密营照片少之又少，显得弥足珍贵。它承载了那个时代的烽火硝烟，承载了抗联战士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