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佳
法治乡村建设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。今年3月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》指出，“加强党对法治乡村建设的领导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着力推进乡村依法治理，教育引导农村干部群众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、体现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乡村之路，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。”在法治乡村建设中，文化建设是核心问题，只有切实提升农村法治文化品质，提高农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，才能将法治乡村建设推向深入。
加强党的领导，统一组织机构。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建设的重要一环,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目前，有的地方对乡村法治文化建设不够重视，在缺乏统一目标管理的情况下，导致了各个乡(镇)与行政村之间在法治文化建设实效性上的差异。加强党的领导，首先应明确农村基层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，解决目前“政出多门、多部门分散管理”的问题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》，县乡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领导、统一部署、统筹协调，及时研究解决法治乡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。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既要发挥上级主管部门的资源优势，也要兼顾具体工作落实的可操作性，使各级专职人员队伍共同发挥作用。因此，要将领导部门设在乡(镇)一级人民政府，由分管法治建设的副乡(镇)长担任农村法治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组长，办公室设在司法所及其法律服务站，工作网格下沉到村，形成乡(镇)、村各级联动的工作模式，专门负责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工作，为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提供根本保障。
打造专兼结合的农村普法队伍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,全面推进依法治国,要推进法治工作队伍正规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,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、业务能力、职业道德,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,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。解决农村基层普法人员短缺的途径基本上有两条:一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现有机构人员的数量和法治素养。例如扩充乡(镇)司法所的人员编制，重点吸收引进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专业人才，解决司法所目前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。同时继续加强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，提高村屯自有人才的培养、选拔和任用;另一种途径就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，将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人员引入农村，通过法律援助、聘请律师顾问等方式，引入法律专业人才，最大程度满足新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多样化法律诉求，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，促进法律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也可以快速提高人才队伍的专业水平。公共法律服务是社会公益性事业,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政府应当建立有效的公共法律服务机制,将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的相关机制纳入政府购买目录,予以足额财政保障,保证公共法律服务常态化、可持续进行。加强农村普法宣传教育,将农村普法教育与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热点、难点问题相结合,例如围绕征地拆迁、土地流转、农民工维权等问题入手,以培养一户一个法律明白人为目标,开展形式多样、各具特色的“法律进乡村”活动,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,促进农村法治化程度不断提升。我省内有的行政村由于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特点，其所属村民有不同程度地向城市转移，多数以进城打工为主，针对农村这部分外出务工群体,当地政府以法律直通车、法律自助餐等形式开展“法律进工地、进工厂”活动,对农民工和建筑工人进行法律指导,有效保障农民工的权利。
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，打造升级版“百姓说事点”。“百姓说事点”是我省为百姓搭建的说事、议事、调事的便捷平台，是畅通百姓诉求表达的渠道。“百姓说事点”发源于舒兰，经过不断的总结推广和创新发展“百姓说事点”工作，为全省司法行政特别是“百姓说事点”工作提供了示范和经验，目前全省共有17253个，覆盖了所有社区、村屯。要着力推动“百姓说事点”常态化规范化标准化运行。“百姓说事点”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，解决基层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和平台，在职能作用上，重点发挥社情民意收集点、矛盾纠纷化解点、公共法律服务点、致富信息宣传点、干群关系联系点等作用。具备条件的“百姓说事点”可逐步向建立个人调解室过渡，做到“百姓说事点”和个人调解室融合发展。要着力打造“百姓说事点”创新发展升级版。注重聘请乡贤社贤，充分发挥他们懂政策懂法律的优势，帮助调解矛盾纠纷;开展经常性的“百姓说事点”调解员(信息员)培训，提高基础法律素养和处理问题能力;加强资源整合，建立联动机制。积极整合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、法律援助、基层法律服务等司法行政工作资源，为“百姓说事点”组建专业服务团队，纳入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，为群众提供及时、便捷服务。
